说说作文

钱军辉

（一）作文作为艺术

作文是门艺术，只将精髓（Essence）落于纸上，传于读者。一篇杂乱冗长的文章就像一段没有主旋律的乐章，一副没有主题的画，或者一张“到此一游”“一样不能少”的照片。读这样的文章，人们一般不知所云，更不可能瞬间与作者沟通或共鸣，如隔靴挠痒。

有人说草稿体现天才，修改体现训练。而我觉得两者都体现人的天才。修改诚然少了起草时的灵感和联想，但是比起草时多了对精髓的把握和凸显。起草像一个拿着橡皮的孩子作画，把跟主题稍有联系的材料都泼于纸上，而修改像一个成熟的摄影师：选择镜头，缩小放大，只把精髓及其血肉留下；改变视角，选留细节，使之帮助读者把握精髓，如“牧童遥指杏花村”。

（二）清楚表达作为“信号”

作文的前提是有话要说。但是有话要好好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修辞。

而修辞的第一个使命是清晰表达。在把思想表达清楚的前提下，文采才有意义。文采是药物的糖衣，是帮助人吞咽的，但是如果糖衣妨碍药物的疗效，还不如光膀子。王小波的杂文就是这种光膀子的作品，无修辞胜有修辞。

我也认为任何文章都没有晦涩的必要，即使是最艰深的学术文章，仍然可以写得俊美流畅，使有基础的读者清楚地把握要义。在我眼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晦涩文章源于作者混乱的思维。只有极少数的是因为懒于或无力组织语言，尽管作者是思想的天才；更少数的会像里尔·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把真实的思想编织在字里行间，以通过权威的审查。晦涩的文章要求读者对作者有相当的信任，因此势必失去本来属于他的读者，也势必给他忠实的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迷惑。更严重的是，“言之有物”的晦涩难以区别于“言之无物”的晦涩，给了学术骗子和御用文人梦寐以求的保护色。

读者对作者的信任常常不是因为他的智力和人格，而是他的权威。在一个宽容的，“多元的”，开放的社会，真正优秀的学者可以在百家争鸣中因为学术能力和诚信（integrity）脱颖而出，获得读者的信任。这种真正的权威，根据社会分工原则，或许可以专业于思想研究，而把组织语言向大众表达的任务留给门徒和其他学者。他们的晦涩是经济地使用时间和篇幅的结果，仅仅是个美中不足的遗憾，其精髓和谬误会很快被发掘和暴露出来。开放社会里的晦涩不会超过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会让废纸会成为废纸，经典会成为经典。普鲁士腓特烈一世时代的康德哲学，就是一个最终成为经典的晦涩的典型。叔本华说，读康德的作品，第一次感到晦涩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空洞无物的东西。

但在一个官本位，“单元的”，封闭的社会，学者的“权威”常常为统治者所赐所养，文章的晦涩就往往是愚民的必要，常常使御用文人的废纸成为经典。“权威”的晦涩往往让人仰视，而且越研究，越迷惑，越崇拜。平常人会因为“权威”而人云亦云，年轻的学者会因为研究晦涩而迷恋晦涩而离不开晦涩，从而在混乱不清但“人人认同”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就像在沙地上建房，从而产生更混乱更危险的思想。

康德时代的普鲁士，也就是伟大的腓特烈一世时代，相当自由开放。到腓特烈二世三世，则一代不如一代。黑格尔哲学就是诞生在三世的一个学术怪物，一个在叔本华和波普尔的眼里，因帝王的宠幸和文章的晦涩成为经典的废纸的代表。黑格尔对普鲁士王朝的赞颂显然很合三世的胃口，因此赢得从前哲学家想象不到的广泛的“权威”崇拜；虽然他的作品没有人看得懂，但是他的历史辨证法迅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年轻的马克思就是在此基础上加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炒出了不久席卷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

由此看，越是在“单元的”，封闭的社会，清楚的表达就越应该是真正学者的“信号”，就像是十年保修的许诺是好车的“信号”。如果所有真正的学者无一例外发出这样的“信号”，黑格尔们也就没有了市场，读者的品味也就不会那么复杂－－晦涩的东西本来就是可憎的，只是在颠倒的世界里才变得可爱。

（三）学者为大众写作的责任

学者的思想，常常“百姓日用而不知”－－普通大众意识不到那些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的学者会对他们的行为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他们往往是某些当代或古代学者的奴隶，忠实地实践着他的思想，不去反省它是对是错。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感叹，“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ally the slave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而且只有最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才会相信，那些能影响老百姓的学者都是优秀的学者，或者深深影响老百姓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思想。往往是一些江湖思想家（想想法轮功），或者早已被学界驳斥的错误理论（想想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会广泛地影响大众，并牢牢地占据思维细胞。美国经济学家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甚至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墨菲法则”－－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往往是最荒谬的理论和政策。他的例子有基于拉法曲线（Laffer Curve）的供应方经济学，各种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等等，都不无道理。[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近现代学者的职业化。学者不再像亚当斯密时代那样为普通人写作了。因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单一，他们心里的读者只是自己的同行和研究生。政策争论，写大众读物，甚至包括本科教科书，对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没有帮助，因此都是浪费时间。学术评价制度的初衷是排斥一些不合格的学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使学术界放弃了大众，把大众留给了那些不合格的学者。不是说那些游离在学术界之外的学者一定不合格（我们国家的反例似乎很多），而是一旦没有同行的批评和约束，最糟糕的学者会冒出来，并可能一统江湖。

学者不该抱怨学术评价标准的单一，尤其是中国学术界，标准恐怕还不够单一。学者应该有一定的精英意识，既要在学术界有尊严地生存，也要把为大众写作作为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学者才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和知识也才会被当代人和后代人才会用上，尽管他们不一定意识到。

[1]这“墨菲法则”还是有些极端，毕竟布兰德所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曾经一统天下。后来“推翻”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也一度一统天下。两者都远远谈不上“最荒谬”。

(200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