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学经济学？

钱军辉

在异国游学已近三年，先读电子工程，后来转经济学。国内的人一般会觉得经济学和管理学是一回事，因此好几个朋友以为我学MBA了，想挣钱当老板了（引起误会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姓钱，从小有“老板”的绰号）。其实，我还是原来的我，更喜欢读书，胡思乱想，懒于人事交际。这样的人，是当不了老板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转学经济呢？

父母问我时，我扔出一套经济学博士的供求状况，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基于对国内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我敢保证我将来的经济学博士一定会很“吃香”。

研究生院招生的人问我时，我说起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源于读弗里德曼（Friedman）的经典，“资本主义和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我开始以为这是一本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书，但她成为我的经济学入门。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书中的经济学分析迷住，象发现了宝藏一样兴奋不已。我可以很轻易重述书中的议论，就象她们出自我自己内心。不错，这是一次一见钟情！

有一位朋友问起我时，我还说到我的传道人格（Preacher's personality）。偶尔会被嘲笑为好为人师者，但无所谓，因为生来如此，想改也改不了。这样的人格使我注定是个传道者，传什么样的道，就看缘分了。

我在大学读电子，毕业后差点儿改读教育学。那是我最浪漫的年代，我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能用新的教育解决。我希望象陶行知那样去西方学习，然后回国鼓吹和兴办新教育－－从培养健康的学生做起，改造我们的社会。我相信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接受了有效的智力和道德教育，我们就有了富足高尚的社 会。因为客观的学费问题，我的教育传道之梦没有做成。一年后我拿着莱思（Rice）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但学的仍然是电子工程。

我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教育梦，但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教育改革也绝对当不了先锋（实际上，我们的教改远远落后于经改）。我越来越意识到，受良好教育的个人凑不得一个富足高尚的社会，改革的根本在于建立和完善社会制度和竞争规则，奖赏诚信和创新，惩罚欺诈和懒惰。品德的教育，如果没有制度的激励和约束，难免成为伪善的摆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谈到东印度公司的腐败时说，世上没有比指望远在天边大权在握的东印度公司雇员保持廉洁，只拿他份内工资更愚蠢了。他接着强调，“我决不是怪罪东印度公司雇员的总体人格，更不是怪罪某个人。我批评的是这个政府的体制，这些雇员身处的社会制度。”亚当斯密的话代表了从他而降的经济学传道者的传统：不纠缠于个人道德，为良好的社会制度而传道。缘分让我认识和认同这个传统，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2004.03.19 修改)

(200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