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过后

钱军辉

新奥尔良的飓风所带给美国政治的，轻则一场风波，民主党得益，共和党受损，重则一场风暴，不仅影响08年的总统选举，还可能逆转二十多年来“右转”（或保守化）的趋势，使美国向“左”转，趋向北欧式的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

在我眼里，这对美国人是个福音。当然，那些靠“右”边站的人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很多深红色的共和党人太认为美国还“左”，认为美国的“高税率”、“高福利”和“大政府”影响经济效率，威胁个人自由。他们不仅想逆转约翰逊年代的民权改革，还仇视“罗斯福新政”（New Deal）所带来的各项福利政策，希望回到“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生活的“爵士年代”。

当然他们所谓的“高税率”、“高福利”和“大政府”，是和二十年代的美国相比的，如果横向来比，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税率最低、福利最少、政府最小的国家。换句话说，是最“右”的国家。当然，在新奥尔良的悲剧所激起的民愤当中，这些共和党人势必要沉默一阵。这场灾难，无论最终把错归到谁的身上，都值得他们反思，如果他们心中考虑的还包括下层贫困人口。这场灾难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政府对防灾救灾这样的公共服务供应不足，其次，低税率低福利的经济政策留下了太多的贫困人口。正是这些贫困人口，这些一无所有者（Havenots），风雨来临的时候无依无靠，主演了灾后令人心痛的人间悲剧。

如果说美国太“右”，中国则仍然太“左”。这不是一句赞语，但这个事实使我们的抗洪救险往往比这次美国所表现的更有序和更有效。这种有序和有效也不仅仅因为我们天灾频频，因而经验丰富，而是更有内在的制度原因：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天生比民主分权的代议制度更能动员社会力量，因此更适合对自然灾难的预防和救助。多年前著名的《河殇》甚至说，中国专制思想和制度的起源恰恰就是黄河的涝灾，也就是所谓的“黄色文明”的起源。黄河自古反复无常，凶残暴戾，原始的中国人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如果齐心合力，他们有能力筑堤防洪，大家都生存。但是人没有合作的天性，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希望搭便车，希望别人去筑堤防洪，结果最终大家都毁灭。在经济学上，这是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s Dillema）。唯一的出路，是每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赋予一位君主无上的专制权力，让他统一分配责任，惩罚不合作行为，因此达成合作局面，大家都生存。

事实上，专制不仅有利于抵抗自然灾害，也有利于发动战争和抵抗侵略。这是为什么在二战期间，不仅德意日三大“流氓国家”是纳粹专制或军人独裁，斯大林的苏联和蒋介石的中国也无疑是独裁统治，甚至邱吉尔和罗斯福在英美朝野也是呼风唤雨，权力几乎接近独裁者。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显然在洪荒年代选择了唯一的出路，并且在不断轮回的兵荒马乱和内忧外患中一次次地坚持了这条路。

当然，专制有力抗灾，有力战争，甚至有力制造经济增长，就像五十年代的苏联那样，但是它也有天生的弱点，使它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失宠。哈耶克没有错，专制无力利用散于民间的信息和知识，无力满足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无力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被强大的政府所践踏。这些无力的方面最终反馈到有力的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并进一步影响战争和抗灾能力。苏联在六七十年代的增长减速和最终崩溃，纳粹德国最终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以及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生命损失，一一证明了这一点。阿玛蒂尔·森（Amartya Sen）没有错，自由不仅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原因。

那些抓住新奥尔良的悲剧大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是不是也该反思？

(200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