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教育市场

钱军辉

学经济的往往会崇拜市场，就象欣赏一朵雪绒花，你越看得仔细，越会赞叹她的美。但不可否认，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当我们说到教育。

经济学者一般会同意如下一些教育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而一般共识是，只有当市场失败了，政府才有必要介入，协助调配教育资源。

首先是获取信息的困难。教育是投资，选择投不投资要看未来的回报。而家长和孩子没有水晶球，不能预知未来，因此无从知道教育投资值不值得。世界上其它国家 的父母往往会因此减少对孩子的投入，但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的父母往往会因此对孩子过分投资--没准儿这孩子会变聪明呢！

其次教育有界外效应(Externality)。跟一般“坏”的界外效应不同，教育的界外效应是“好”的。一个人受到良好教育(投资)，周围的人都受益。 但是此人在考虑是否投资的时候只考虑教育对自己的收益，不会考虑对社会的收益。这样个人就会选择一个较低的投资水平，低于对社会最有利的水平。

最后是劳动力市场和信用市场有缺失(Missing Market)。这两个市场缺失对贫困家庭有直接影响：因为无法出卖未来的劳力，即使知道教育投资的回报会远大于投入，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无力承担教育费 用；同样的，因为信息困难和社会信用制度的缺乏，贫困家庭无法用贷款教育孩子，即使知道回报会大于利息费用。

获取信息的困难导致中等和富裕家庭对孩子的过分投资，也因此导致教育资源，尤其是名牌大学，将长期供不应求。没有补偿的界外效应和市场缺失导致贫困家庭对 孩子的投资不足或不投资。过分投资是指投入的最后一块钱所获得的回报少于一块钱，即边际(Marginal)投入少于边际回报，投资不足是指边际回报会大 于边际投入。显然，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单靠市场调节，有限的教育资源将得不到最优的利用，而得不到最优利用就是浪费。那么政府如何介入呢？

对于过分投资和供不应求的情况，首先，我们应该继续依靠高考(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中考)对学生分流。尽管高考制度远非完美，但高考分数远比家庭收入或思想品 德更能反映学习潜力，而学习潜力决定了教育投资的回报。最近教育部规定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可以高考加分，我看要不得！

其次，政府应该继续放松对私人办学的限制，鼓励“教育产业化”，满足各个层次的教育需求。尽管“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曾经一度响彻神州，前不久教育部却断然 否认提出过这个口号。这让人觉得“教育产业化”的确像一些评论文章所说，是地方上变法儿敛钱的花招。没有了中央的默认，“教育产业化”的前途看来不妙。但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教育产业化”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什么时候(When)和怎么办(How)的问题。显然，尽管有些成就，前几年由下而上的“产业化” 是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产业化”带来很多问题，中小学乱收费，高校盲目扩招，都以“教育产业化”为名，然后这些问题破坏了民间和官方的支持。但是很多 人，包括我，相信这些问题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或根本就是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导致的[1]。我们应该检讨“教育产业化”为什么遭遇挫折，而不是轻易地 放弃尝试。

对于贫困家庭的投资不足或不投资，我们应当认识到，“未来劳动力”市场仅仅是经济学者的想象，如果我们反对奴隶制度，这个市场将永远缺失。我们也应当认识 到，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信用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私有银行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助学贷款。唯一的办法，是政府直接供给低息贷款。政府直接供给，虽然学生最终 要还本付息，实际上意味着对贫困家庭的资助，但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教育投资的界外效应本来就应该得到补偿！此外，政府可以增加对高校研究的投入，增加的 投入会间接地成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当然相应地，政府要健全法制，打击学术腐败，保证对高校研究的投入确实用到研究上。

总的来讲，我们的政府对教育有些方面干涉得太多，比如对私人办学的限制，有些方面干涉得太少，比如教育信贷。当然，必须面对现实的是，政府作为一个由人组 成的权力机构，其自身利益不一定与社会利益一致，因此要它自己掌握一个完美的度，恐怕对任何一个现实国家的政府都很难。可能做到的，是通过立法或其它手段 限制政府的行为：有些是一定要做的，有些是一定不能做的，有些是市场失败不得不做的，等等。当然，关系到政治，舟客近乎无知，就不再泛泛而谈了。

[注1] 批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大多会批评“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乱收费问题，但乱收费恰恰是教育不够“产业化”造成的。因为乱收费，很多中小学已经成为暴利企 业。而在彻底“产业化”的市场经济中，一旦有暴利存在，如果没有政府限制，民办教育会迅速进入市场，把暴利竞争干净，乱收费问题也就解决了。薛兆丰对此有 更详细的论述，参见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2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