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记忆

钱军辉

我是1976年生的，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文革已经成为有些严肃的人不愿谈起的恶梦，也成为另一些不那么严肃的人经常使用的一个“如果”从句。比如说当我家买了村子上第一台收录机，并开始播放“蜗牛和黄鹂鸟”、“迟到”等“不健康”歌曲的时候，有人就说，如果在文革，你们家肯定要被抄了。因为我是那么喜欢我的收录机和我的“蜗牛和黄鹂鸟”，我立即对文革产生了走资派对革命小将的“阶级仇恨”，尽管不知道它是什么。

从辞典的词条里，渐渐识字的我开始试图了解那个恶梦，以及那些身兼N“家”的大人物。我记得我好崇拜毛泽东，因为他既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还是思想家，文学家，总之，什么家都有。我记得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那“三分过”就是文革。还记得另一个身兼N“家”的大人物，周总理，在文革的时候起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我有如黑白电影的大脑中，文革的历史大致就是这样：“七分功”的毛主席忽然变成了坏人，率领坏人抄好人的家，而周总理阳奉阴违，日理万机，就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如果我在文革，我一定是受周总理保护的好人之一。

尽管说话的方式在变，我对文革的这种认识一直没变，直到这个暑假，读杨小凯（杨曦光）的《Captive Spirits》[1]。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读历史，小时候一本《上下五千年》，不知道让我翻了多少遍。但是历史总是停止在1949，甚至1840。这一方面说明书籍的缺乏，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也有我自己内心的抵触。小小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就染上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就像美国小孩儿不知怎么回事就会相信神。每当看到课本上的近代史，尽管那么轻描淡写，我就感到窒息，想逃避。初中的时候，读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我更是崇拜希特勒，自制纳粹党旗，给自己取号 “狂龙”，经常向同学鼓吹“争夺阳光下的土地”，不仅要不惜鲜血收回台湾，还要收回1840之后所有失去的，还要血洗日本，使其永世不得超生。。。现在想起那时候的我，有时候感到有趣，有时候感到悲哀。那时候，我在老师家长的眼中绝对是个朴实刻苦的孩子。没有人欺骗我，没有人煽动我，我的大脑里就充满了那么多恶毒的白日梦。是我生来不善，还是有别的原因？

当然，在看《Captive Spirits》之前，我早已医好了我的毒症。经常来这里逛悠的朋友，有时候甚至有点不能忍我对日本或台湾的“卖国”态度。《Captive Spirits》给我的是一个真实的文革历史。这历史不是中央政府的“定性”，而是对真实的文革囚犯的记忆，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梦想和挣扎。文革在我眼中不再是好人和坏人斗争的黑白片，而成为一场不乏个性不乏色彩的悲剧。《Captive Spirits》描写的20多个人，有的是真正的罪犯－－扒手，有的是57年反右时候被打倒的反革命，有的是最近被打倒的现行反革命，有的是红卫兵，有的是什么政治都不懂，但是懂得保护自己财产的资本家，甚至农民；在一些人眼里，文革是对红色官僚的继续革命，另一些人眼里，文革无非就是造反派，老右派，走资派之间的没完没了的仇杀，在还有一些人眼里，文革的混乱是作民主宣传的最后机遇，毛泽东一死就是官僚制的最后胜利；有的人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尊，有的人得到了真正的爱情－－“爱人同志”，有的人在“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口号中倒下，而作者，从一个写《中国向何处去？》的左派公子，在劳改场长大成人，发誓要把真实的文革记忆留给后人。他做到了。

39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作文以纪念。

[1] 中文名《牛鬼蛇神录》，网络上可以找到。

(2005-8-13)